编者按：本报在收到朴龙衣先生的评论文章后，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敏感且严重的问题。朴文所涉及的问题，已不是一件个别的事情了。目前学界确实存在许多不良风气。著述、评奖、评定职称、申报科研项目等有时也缺乏公正性。开展学术批评，建立学术规范，形成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是制止这种不良风气的重要手段之一。欢迎有关专家学者对此发表意见，以匡时风。不过有两点如下说明：本报重视朴先生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但他所做的具体分析和批评意见属于作者的一家之言，得当与否可以商榷和争鸣，并不代表本报编辑的观点；本报一贯坚持公平、公开、中立的学术立场，进行学术讨论与批评，就事论事，不涉及其他。也希望杨豫教授能对此做出回应，或澄清嫌疑或申辩理由。本报尊重一切学者应有的权利，并为此保留发言的空间。
杨豫教授所著《西方史学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1998年台北云龙出版社繁体字版）共三篇（古代－中世纪篇、近代篇、新史学篇）15章，这部曾获奖的著作号称“我国第一部全面而系统地叙述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至20世纪90年代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学术性著作”，虽然也有可取之处，如新史学篇写得较有新意，但存在的问题也特别多：书中外文拼写错误很多，可以说几乎到了每一页都有错误的程度；虽说是学术著作，可书中未列出参考书目，各种索引也没有；更为严重的是书中有大量抄袭之处，尤其表现在古代－中世纪篇和近代篇中（本稿引用杨著页码均据南昌版）。
首先，我们看看杨著“引用”别人的成果，却不注明出处的情况。
杨著大量引用英语、法语、德语诸语种文献（笔者没有具体统计，不过其总量当在数百种以上），但他几乎没有引用一本国内学者所编写的史学史著作，看来这些著作在他眼中是没有多大参考价值的。杨著难道真的没有参考过国内学者的论著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不但“引用”了大量中文文献，在某些地方甚至大量抄袭别人的成果。杨著抄袭的方式主要是直接大段抄袭、前后颠倒抄袭、穿插抄袭等，但共同之处是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不注明这些材料的真实来源。其中被他抄袭最多的两本著作是郭圣铭编著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简称郭著）和孙秉莹的《欧洲近代史学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简称孙著）。
杨著古代篇－中世纪篇共三章，分别为第一章古代希腊史学、第二章古代罗马史学、第三章中世纪欧洲史学。该部分主要抄袭郭圣铭编著的《西方史学史概要》。随机抽查杨著第三章《中世纪的欧洲史学》第六部分的“德意志的中世纪史学”和郭著第三章《五至十三世纪欧洲的史学》第二节“五至十三世纪西欧各国的史学”中第五部分“德意志：兰伯特、艾克哈德、主教鄂图”加以比较：
杨著：中世纪早期的德意志由萨克森、法兰哥尼亚、巴伐利亚和士瓦本等四个公国组成。那时的德意志没有政治上的统一，文化也比较落后。公元962年，萨克森王朝的君主奥托（OttotheGreat）由教皇加冕为“罗马皇帝”，继查理曼之后，再一次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帝国正如伏尔泰所说的，既非“神圣”，亦非“罗马”，更不能称帝国，只不过是中世纪欧洲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政治组合。“神圣罗马帝国”存在了约一千年之久，到1806年为拿破仑所灭。
德意志的中世纪史学开始于霍姆士的一个名叫弗洛多亚德（Flodoard，生年不详，卒于966）所写的《编年史》（Annals）。这部编年史记载了919年至966年的历史事件，是研究法国加洛林王朝和卡佩王朝以及德意志萨克森王朝的重要史料。关于萨克森王朝，一位女诗人赫罗斯威塔（Hroswitha，生于l080）写的《奥托颂》（CarmendegestisOddonis）也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她是德意志格兰德修道院的修女，曾受到良好的教育。她用这部诗篇叙述了奥托一世的事迹和功勋。11世纪中叶，德意志出现了编年史家兰伯特（LambertvonHersfeld，？－约1088）。他是本尼狄克特派的僧侣，模仿李维用华美的笔调写了一部《编年史》，以《圣经》中描绘的创世纪为开端，止于1077年的“卡诺莎事件”，记载了当时王权与教权之间的斗争。他对皇帝亨利四世前往卡诺莎向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屈服请罪的情形，描写得尤为生动。不过，兰伯特不是一个谨严的历史学家。他的记载往往有误。
12世纪，德意志的史学在艾克哈特（EkkehartvonAura，？－约1125）的手中有了很大的进步。艾克哈特著有《世界编年史》5卷。前三卷记载自上古至查理曼大帝时期的史事，愈近愈为翔实。艾克哈特的治学态度甚为严肃，他善于鉴别史料，慎于去取，写作时经常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屡加改动，务求准确，才最后定稿。后来，艾克哈特还秉承皇帝亨利五世之命，撰写了一部《神圣罗马帝国史》。
德意志中世纪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佛雷辛的主教奥托（OttoofFreising，约1114－1158年）。他是皇帝“巴巴罗萨”（即“红胡子”）腓特烈的叔父，以皇室成员的地位充当重要的神职，因此对当时僧俗两界的事情都很熟悉。在神学思想上，奥托尊奉圣奥古斯丁的理论，认为历史就是上帝的信徒与恶魔撒旦和信徒之间斗争的历史。他留下了两部历史著作，一为《编年史》（亦称《双城史》），以圣经中所说的创世纪为开端，一直写到1146年，对世界历史作了综合性的叙述。一为《皇帝腓特烈传》，记载了“红胡子”腓特烈连年用兵的经过。尽管奥托的史学观点是荒谬的，但他的历史著作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杨著第109－111页）
郭著：在中世纪早期，德意志境内有四个由部落联盟发展起来的公国，那就是萨克逊、法兰哥尼亚、巴伐里亚和土瓦本。当时德意志还根本说不上有什么政治上的统一，文化也比较原始。
公元962年，德意志萨克逊王朝的君主鄂图大帝（OttotheGreat）由教皇加冕为“罗马皇帝”，继查理曼之后，再一次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但正如后来伏尔泰所说，它既非“神圣”，亦非“罗马”，更不能称为“帝国”，而只是在中世纪西欧那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政治组合。“神圣罗马帝国”在历史上延续了约一千年之久，直到1806年才最后被取消。
十一世纪中期，德意志出现了编年史家兰伯特（LambertvonHersfeld，生年不详，约卒于1088年）。兰伯特是一名本尼德克派的僧侣，他模仿古罗马的历史家李维，用华美的文笔写成一部《编年史》，以《圣经》中所描绘的“创世纪”作为开端，止于1077年的“卡诺莎事件”（CanossaEpisode）。他记载了当时的政、教之争，对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诺莎向教皇格里哥利七世屈伏的情形，描写尤为生动。但兰伯特却不是一个谨严的学者，他的记载往往有误。
在艾克哈德（EkkehardvonAura，生年不详，约卒于1125年）手里，德意志的史学跃进了一大步。艾克哈德著有《世界编年史》五卷，前三卷叙述自上古直至查理曼时代的史事，后两卷记载自查理曼直至亨利五世当政时期的史事，愈近则愈为翔实。艾克哈德的治学态度甚为严肃，他善于鉴别史料，慎于去取，而在写作之际，经常反复推敲，字斟句酌，屡次改动，务求确切，才最后定稿。此外，艾克哈德还秉承皇帝亨利五世之命，写了一部《神圣罗马帝国史》。
中世纪德意志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佛里沁的主教鄂图（OttoofFreising，约1114－1158年）。他是皇帝“红胡子”腓德烈的叔父。以皇室的权贵而担任重要的神职，所以对于当时僧俗两界的事都很熟悉。在哲学思想上，鄂图是神学家圣·奥古斯丁的信徒，认为一部历史就是“上帝”的信徒和恶魔“撒旦”的信徒之间的斗争史。他留下两部历史著作：一为《编年史》（亦称《双城史》），以《圣经》中所说的“创世纪”作为开端，一直写到l146年，把世界历史的进程作了一个综合性的叙述；一为《皇帝腓德烈传》，记载“红胡子”腓德烈连年用兵的经过。鄂图的史学观点是荒谬的，但他的著作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郭著第77－79页）
是否抄袭，不用多说，读者诸君一看便明。杨著中充斥着众多“雷同”现象，大致如下：
1．杨著第54－55页有关“希腊化时期的主要历史学家”主要抄袭郭著第33－35页有关这一时期历史学家的论述；
2．杨著第62－64页有关“古代希腊的传记学”主要抄袭郭著第55－59页有关这方面的论述；
3．杨著第65－69页“罗马史学的起源”基本抄袭郭著第36－40页“共和时期罗马的史学”一节；
4．杨著第79－88页“罗马帝国的早期基督教史学”基本抄袭郭著第59－63页的“早期的基督教史学”的论述；
5．杨著第111－115页“中世纪的拜占廷史学”主要抄袭郭著第66－70页的“五至十三世纪拜占庭的史学”的论述；
6．杨著第136－142页有关马基雅弗利和奎齐亚迪尼（FrancescoGuicciardini，1483－1540）的叙述主要抄袭郭著第92－97有关这两人的论述；
7．杨著第220－223页“德意志的启蒙主义史学”主要抄袭郭著第125－127页“德意志”一节的论述；
8．杨著第312－321页兰克（LeopoldvonRanke，1795－1886）一节大量抄袭郭著一书第154－158页有关此人的论述；等等，共20余处（限于篇幅，不能在此完全罗列）。再看看杨著近代篇之人文主义史学、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史学、博学派史学、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批评史学等7章是如何大量“引用”孙秉莹《欧洲近代史学史》一书，而不注明出处的。大致如下：
1．杨著第156－159页有关“德意志的教会史学”主要抄袭孙著第48－52页有关“宗教改革时期德国史学的特点”之论述；
2．杨著第171－172页有关“博学派史学的兴起”的背景多处抄袭孙著第60－61页有“关宗教改革对史学的影响”之论述；
3．杨著第175－179页有关“圣摩尔学派”主要抄袭孙著第70－76页有关马比昂和蒙福孔两人的论述；
4．杨著第181－182页有关冉森派修士蒂耶蒙（LouisSebastiandeTillemont，1639－1698）的叙述主要抄袭孙著第76页有关此人的论述；
5．杨著第186－187页有关博瓦迪利亚（CastilodeBobadilla）和康林（HermanConring，1606－1681）的叙述主要抄袭孙著第90－91页有关这两人的论述；
6．杨著第188－192页有关博学时代英国史学的叙述主要抄袭孙著第84－90页有关论述；
7．杨著第242－244页有关牢默尔（Raumer，1781－1873）的叙述主要抄袭孙著第138－140页的论述；
8．杨著第288页有关泰恩（HippolyteA．Taine，1828－1893）一节基本抄袭孙著378页有关此人的论述；
9．杨著第323－324页有关瓦腾巴赫（WihelmWat?tenbath，1819－1897）和威茨（GeorgWait，15．1813－1886）的叙述主要抄袭孙秉莹第168页及第171－172页有关这两人的论述；
10．杨著第298－302页有关布克哈特（JacobBurck?hardt，1818－1897）的叙述主要抄袭孙著第390－394页有关此人的论述；等等，共10余处。
再看看杨著的注释问题。杨著中不但大量“引用”别人的论述，不注明出处，甚至连注释也“引用”别人的。由于杨著没有见到原书、原文，难免要贻笑大方。请看以下几例：
1．杨著第54页注释2：“约翰·布瑞：《古希腊的历史学家》（JohnBury，HistoriansoftheAncientGreece），纽约1958年版，第151－152页。”J．B．Bury根本没有写过HistoriansoftheAncientGreece一书，Bury教授所写书的原名是TheAncientGreekHistorians，初版于1909年，由于影响极大，后在1958年于纽约再版。那么，杨著的说法是从何而来的呢？原来是转引郭著第32页的引文和注释，不过郭著的注释用的是中文，没有给出英文。杨著就想当然地把郭著中《古希腊历史学家》一书书名译成HistoriansoftheAncientGreece，孰不知杨著已经在别处从他人那里转引过布瑞的这部作品，这就是杨著第36页注2的“布瑞：《古代希腊的历史学家》（J．B．Bury，An?cientGreekHistorians），伦敦1909年版，第23页；……”。也就是说杨著中的所提到的两本书是同一本书，特别要说明的是1958年的版本是重印本，不是修订本。这说明，杨著根本没有见到过布瑞的这本书。
2．杨著第348页把GeorgeH．Nadel刊登在《HistoryandTheory》1964年第3卷第291－315页的文章“PhilosophyofHistorybeforeHistoricism”写作“纳德尔：‘历史学家面前的历史哲学’（G．H．Nadel，‘PhilosophyofHistorybeforeHistorians’），《历史与理论》，第3卷，（1964年），第34页。”；等等。
不仅如此，杨著中的许多注释是不规范的，如果读者真得要按“杨”索骥，您肯定会大失所望，因为杨著所标明的引自这些地方的文献根本就不存在。以下几例就是无法查到的注释：
1．杨著第50页注释3：“莫米格里亚诺认为‘古代他没有用诞生或再生的概念来叙述国家的历史’。参见莫米格里亚诺：‘古代史学中的时间观念’（A．Momigliano，‘TimeinAncientHistoriography’，《历史和理论》增刊，第6卷（1966年），第13页。”；
2．杨著第465页注释4：“斯各特：‘性，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JoanW．Scott，‘Gender：AUsefulCat?egoryofHistoricalAnalysis’），《美国历史评论》，第91卷，第5页”；
3．杨著第502页注释1：“弗拉格：《18世纪历史方法的发展》（GunterPflug，TheDevelopmentHistoricalMethodintheEighteenthCentury），《历史和理论》，第11卷（1972年），第12页。”；等等。
在学术著作中注明资料的出处以及引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所有学术研究最基本的要求，一则是尊重前人研究的成果，二则是可以检验该研究真实性与科学性与否，再则是为学人提供深入研究的门径。但在严肃的研究者看来，仅此还是不够的，规范的学术论著不仅要注明材料的真实来源，列举参考文献，还要对前人的成果进行充分的讨论，同时说明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阐明对此问题开展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以此来体现自己研究的创造性。如果连这条最基本的学术要求都做不到，何以体现学术研究的科学性与创造性呢？因此，规范的注释也是一柄双刃剑，它固然有着上述的作用，但也可以让滥竽充数者原形毕露。记得葛剑雄先生在《文学报》上撰文说，在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上，从先秦就存在着严格的规范。如儒家典籍和学说的传承与解释，不仅流派分明，次序严密，而且任何注或疏都署明作者，原文与注释、注释者和传播者绝不相混；再如对《史记》、《汉书》作注释的学者代有其人，但对有价值的注释，后世学者无不一一注明。可见，中国并不缺少学术规范的传统，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继承这样的传统，建立起适应现代学术发展需要的新规范。难道真的是今不如昔了吗？
此外，杨著书中充满不少常识与学识性的错误。如，杨著第17页“正如阿克顿爵士所说的：‘只要把全部史料给我，我就能把全部历史还原出来’。这句话让人想起了牛顿的名言：‘只要给我一根杠杆，我就能把地球举起来’”。传说中阿基米德所说的话，怎么会变成牛顿的名言呢？再如，MauriceCroiset的HellenicCivilization一书的书名，杨著（第44页、第59页）译为《希腊化文明》，hellenic（希腊的）与hellenistic（希腊化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怎么可以译为《希腊化文明》呢？不知根据何在？形容词Hellenic，中文一般可译为“古希腊（文化、语）的”。一般来说，时间范围是公元前776－公元前323年，地理范围则包括西西里岛、南意大利、小亚细亚西部沿海、爱琴海诸岛屿和希腊本土；形容词Hellenistic，中文一般可译为“希腊化的”。一般来说，时间范围是公元前323－公元前30年，地理范围则是整个希腊化世界。
而且，该著作中外文拼写也极为混乱，人名翻译前后也不统一，人物生卒年代也有错误之处，确实让人心烦。“FusteldeCoulanges”一时译为古朗热（杨著第331页），一时译为库朗热（杨著第396页）；“Magasthenes”一时译为麦加斯色尼斯（杨著第55页），一时又译为迈加提内斯（杨著第84页）等等。限于篇幅，就不在这里详细列举了。
人名、地名乱译反映了著译者马虎从事、不负责任，甚至懒惰的学术恶习。连这些技术性的皮毛问题都要出现这样那样的疏漏，又怎么能让读者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他译笔的准确、妥贴呢？如Ludwig一般译为“路德维希”，就不要译为“路德维格”（杨著第242页）了（德语词尾g一般发“希”音），真让人怀疑，能大量引用德文原版著作的杨著作者是否真懂德文？走笔至此，忽然想到韦尔斯对待历史写作的态度：“每章都是先由作者起草，打印好多份，分送给所有可能给予帮助的人，让他们随意在上面挥写、评论或提出严厉的批评。作者于是在受过惩戒、指导之后，在毁伤和宰割过的原稿前坐下，重新开始逐章编写。最后的校样又分发给主要的帮助者和其他任何对所述那一段历史时期有兴趣的人们。这样的方法使得所引用的名称、日期等等的正确性得到了保证”（见《世界史纲》，吴文藻、谢冰心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第8页）。可能在目前这种不正常的学术“市场化”、“利益化”状态下，很多人已失去了这种治学的态度。
当今治学浮躁之习、追名逐利之风的盛行，不仅仅是学术品德有亏所使然。笔者赞同陶东风先生所说的，制度性腐败的学术环境，是一个诱使你甚至迫使你腐败的环境。道理很简单：就绝大多数人而言，决定其行为的不仅仅是学术品德，更重要的是运行机制。当然并不是说在这种环境下，每一个学人都会腐败。目前的中国，最为主要、急待解决的问题是由学术体制造成的学术腐败。在这种环境中，遵守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者将明显处于竞争的劣势，或被迫追逐时风。可见，防止学术腐败的办法不仅仅是对学人进行什么学术品德教育，以启蒙其学术良知，更重要的是要完善学术体制，使那些想腐败者腐败不了，使那些铤而走险者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权衡利弊，还是老老实实地做学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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